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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铭记贝师的教诲
翟中和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我并不是开始就从师于贝璋教授,甚至也没有机会系统听过贝先生的讲课,在我从大学刚毕业不久,那是1957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随中国科技代表团赴前苏联访问任翻译与秘书,有幸在先生指导下工作,从而结识了这位老师。从此以后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在做学问上不断受到贝老的指点与教诲,终身受益匪浅。贝老堪称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师长,有许多往事令人难以忘怀,深深印在脑海,在贝老百岁华诞之际,回忆一些往事是很有意义的。
1、1957年中国科技代表团赴苏访问的基本任务是听取苏联科学家对我国科技十二年远景规划的意见,并探讨中苏科技协作的途径。贝时璋教授、冯德培教授与林榕教授等是代表团中生物科学组的成员,贝先生是该组负责人。我那时还是20多岁的青年,随同当翻译兼秘书。代表团最初会见了当时苏联的很多知名科学家,如库尔山洛夫院士、恩盖力格尔特院士、苏卡切夫院士、弗兰克院士、杜比宁院士与纳松洛夫通讯院士等,他们对中国制订的十二年科技远景规划一致极为赞赏,谈判是在平等与友好气氛中进行,苏联科学家对贝先生、冯先生与林榕先生等渊博的知识颇为敬慕。从此他们之间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此后不久苏联曾派不少专家来华进行合作研究,直至60年代中期才终止。
在代表团访苏期间适逢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苏联科学院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举行庆祝大会,除了苏联科学院院士外,还有许多国家的科学代表团与知名科学家参加了大会。贝先生曾代表中国科学院致词,言简意深,刚劲有力,博得与会者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当时贝、冯、林先生的学者风范也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记得有一次约定与李森科院士见面座谈,除贝、冯、林先生外,竺可桢副院长也参加了。李森科根本没有阅读我国十二年科技远景规划,而且摆出一副十足的学阀架势瞎说一气,我国科学家以有理、有利、有节的学者风度对待了李森科的蛮横态度。相比之下,使我深受教育,体会到一位科学工作者必须博学多识、实事求是,处事要有学者的风度,以理服人。
贝先生严谨的工作作风曾深深地影响过我,当时与苏谈判内容非常具体细致而且很紧张,每天回旅馆时十分疲劳,由于我那时知识还很贫乏,语言表达能力也不强,为了将苏方的意图弄准确与清楚,贝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与我一起回忆白天谈判中遇到的关键问题,甚至推敲对方的言词与语气,以求正确的理解,有些内容还要求连夜写成书面材料,然后经贝先生过目,不管工作多忙,贝先生总是认真地修改,甚至一字一句地斟酌,连标点符号都很讲究,经他修改与指点后顿感文理顺多了,此后我写东西或翻译也就不敢再马虎了。这也可说是潜移默化吧!
贝先生还是一位在生活上十分关心人的长者,在苏期间与以后的几年,我经常随贝先生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宴会时翻译往往最紧张,总是顾不上进食。贝先生对此很体贴,上菜时他总是给我的盘内先夹些菜场,宴会临近结束前,他总是用德文或英文与外宾谈几句幽默话轻松一下,让我喘息一下,以使利用这间隙抓紧时间吃一点东西。由于工作紧张,我曾病倒过,坐车就晕,贝先生对我体贴入微,连饮食起居也关怀备至。
2、在1958-1966年,我进行放射生物学研究,有些工作是在贝先生直接指导下与苏联专家合作进行的,有些工作是在贝先生建议下在苏联生物物理研究所弗兰克院士与别里卡娃通讯院士指导下进行的,有些是在沈同教授、陈德明教授指导下进行的。记得有几篇论文曾经得到贝先生的指点与修改,并推荐发表在国内杂志,贝先生不仅对论文内容加以指点,对文字要求也十分严格。记得有一篇题为《雄性生殖细胞的电离射线效应》的论文,由沈同先生转贝先生审阅, 
          我自觉已无问题,可贝先生还是加上批语“请对论文再润色”,意思很清楚,还不行,要加工。在当时这对我论文写作能力的提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我当时是在北京大学生物系从事教学与科研,可是贝先生对我的情况很清楚,很关心,有时通过沈同先生询问我的工作进展情况,有时直接与我谈研究内容,当时令我惊讶的是贝先生对生殖细胞的发生过程的知识是如此深湛,因为没有这些基本知识进行性细胞的射线效应的研究是没有基础的,也是无法深入的,由此启发我读了一些威尔逊等的细胞学经典著作,感觉对细胞学的知识比以前扎实多了。
3、“文革”以后不久,北大拟建立细胞生物学专业,但当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分别拜访了贝时璋教授与童第周教授等,贝先生刚出国访问回来,态度很明确,认为一定要重视细胞生物学的教学与科研,因为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础,国外发展很快,赞同我们在北大建立细胞生物学专业,并建议要扎扎实实地渐进,切忌过去的“一窝蜂”。在建立细胞生物学专业的过程中,特别是我们当时的研究课题,经常得到贝先生的具体关心和帮助。
那些年代,贝先生对我们的研究课题给予很多具体的指导,非常细致地阅读我们发表的论文,尤其在“核骨架———中间纤维体系”与“细胞核体外重构”两方面的研究中提出了许多十分中肯而具体的建议。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非细胞体系核重建”虽与贝先生的“细胞重建”课题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一课题的建立与进行都受到贝先生科学思想的影响。大分子自组装现象以及细胞亚结构体系的建立是生命起源与生命科学的重大问题,目前发现生物大分子的弱相互作用是大分子自组装及分子间相互作用的基础,这一课题越来越受到生命科学家的重视。贝先生的细胞自组装研究思想不能不说有很大意义。贝先生掌握的国外文献资料的广度与深度使我感到惊奇,有时他主动约我交谈,他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一谈就是两个小时,考虑到他的健康,总是我们主动提议先“暂停”。最让我感动的是他曾经评阅过我们博士生的毕业论文,甚至亲自写学位论文评语,从细致的评述与隽秀的字迹可以看出他的严谨学风与诲人不倦的精神不减当年。我们总是把贝先生与其他长辈们对学位论文的评语作为对年青一代学风教育的好材料,不仅对我,而且对我的学生们教育很深。
贝先生的严谨学风、学者风范与诲人不倦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并以此去教育我们的学生们。也是我们做事做人做学问的揩模。在我以后几十年的生活中影响很深。
近年,我因身体健康不佳,所以很少去贝先生那儿与贝先生讨论学术问题。但是过年的时候,我总是托年轻教师送一盆鲜花以表示我的敬意。而贝先生对我非常关心,详细询问我的身体状况与工作情况,使我十分感动。他的记忆力和思维仍然十分清晰。我特以此文来庆祝贝先生百岁华诞,以表示我的敬意与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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